经济起飞之后的挑战

中国的经验证明,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经验证明:飞起来以后的挑战,可能比起飞还要严峻,飞起来面临的问题,比起飞以前还要复杂。

罗斯托经济起飞论:最关键的是起飞加速度

经济上只要讲到“起飞”这个概念,就会想到罗斯托。罗斯托是一个充满争议、同时影响非常大的经济学家。他是俄罗斯犹太人的后裔,移民到美国后,成为耶鲁的高材生,后来去牛津读的硕士,又回耶鲁读博士。“二战”期间,他被美国战略情报局聘用,跟另外一名经济学家(合作),用他的专业知识为反法西斯服务——主要研究怎么轰炸德国可以尽快赢得胜利。他们当时的结论非常有意思:轰炸石油设施而不是交通枢纽,对法西斯的失败影响会更大。用的办法,是经济学的基本办法。

战后,他在很多名校任教,主要研究经济史、经济思想。因为他推崇经济发展中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所以被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美国总统聘用,成为白宫的决策人物之一。他引起争议最大的是推动越南战争,主张对越南大规模征兵并且轰炸北越的南部。越南战争结束、约翰逊下台后,所有学术单位都不再聘用他,因为美国的反战情绪已经达到“二战”后的至高点。最后,他是在奥斯汀由林登·约翰逊森设置的一个研究中心任教,给了他几十年静心研究学术的机会。

他这个“起飞”的思想,是1958年应邀在剑桥的一个学术讲座,总结西方工业化的经验,提炼出这个“起飞”概念。同年作了讲座,次年出版,题目就叫《经济增长的阶段》。我想我们学术传统当中,不会因为一个人物而废除他的言论,他这本书、他提供的思想,可能还有某种借鉴性。

罗斯托的增长理论,特别是“起飞理论”,比较可取的是:他把整个经济发展看作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函数可以描述和刻画的。既然这是个很长的过程,它就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研究。其中,最关键的阶段,是从传统经济——传统经济的特点就是靠自然资源、听凭命运,而不能主动地运用科学和技术——进入“起飞”阶段。

那么,什么是“起飞”呢?就是开始把科学革命的结果,主动地、大规模地、有意识地运用到经济活动中去,改变要素投入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的水平,提高人类福利。

他认为,从一个传统经济走向现代经济,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加倍的努力、要有一个加速度。他从飞机起飞当中找到了启发——飞机起飞需要有个瞬间的加速度;没有足够的瞬间加速度,地球引力是不能被抵抗掉的,飞行器是起不来的。

他认为,起飞阶段是经济增长当中非常关键的因素。他根据历史经验、特别是西方的经验,概括了三点“起飞”的条件:

第一,投资占整个国民所得的比例要到5%—10%。如果投资不到5%—10%,按照当时的资本产出率,那么经济增长就不会超过3%。如果增长不能超过3%,也就抵消不了人口增长;抵消不了人口增长,经济总量虽然扩大,但是人均(收入)没有持续、显著的提高,那就不能叫做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显著的提高。

第二,还要有一些主导的经济增长部门。经济增长既然是个过程,它会在一些领域、一些生产部门率先发力,然后传导到其他部门去。这种担任引擎往前冲的部门,要有明显的增长效果。比如英国早年的纺织业、美国的铁路建设、德国的化学工业等等。

第三,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企业家阶层。这个非常重要,这也是罗斯托跟很多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把多数经济学家处理不了的科学、技术、创新、冒险、企业家精神,纳入到他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当中。他认为,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企业家阶层,由这些企业家阶层去进行冒险、创新,才能够把技术逐步地带进经济过程。

他认为,这三条符合,经济就能实现起飞。一般起飞要持续二三十年,然后趋向成熟,趋向大众高消费、趋向高品质的生活。

这大概是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特点。他的长处就是:看到经济增长的过程、看到过程当中不是均匀地连续变化,它中间会有一些惊险的跳跃,会有一些非连续的变动。人从爬行到直立,就不是连续的,他不可能慢慢站起来,他是一下子站起来,站不稳就倒下去,再站起来。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有类似的过程——他用“起飞”来描述。

何以中国经济起飞始于1978而非1952

海闻老师在两年前的讲座里,大概也是用罗斯托的这个框架介绍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他当时有个很重要的结论——中国这个“飞机”非常大,所以“起飞”的时间可能会长;第二,“起飞”以后,需要持续的时间也要更长,才能走向高度的成熟。

我想在海闻老师的论点基础之上,再做一些进一步的讨论。

比如说,罗斯托认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始于1952年。因为这时中国结束了近代以来的战争、完成统一,然后工业化、形成强有力的带动部门,投资率(包括当时苏联的援助)显著超过了10%。同时,有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从事计划经济活动的行政部门来指挥部署全国的经济增长。

如果按照1952年起飛,二三十年的时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起飞就应该完成。但是,所有研究过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不能说已经实现了“起飞”。因为虽然那时候投资率是高于5%-10%,也形成了强有力的经济先导部门——主要是重工业,但是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特点还带有传统经济的特征,80%的人口在农村,分享的国民所得也就20%~30%。农民阶级非常贫困,也就缺少购买力去消化工业品,工业的增长也没有一个非常厚实的内需基础。同时,技术、包括电力(都很缺乏)——1978年我们还有很大比例的无电人口——即使要“起飞”,基本条件也不具备。

这方面,非常值得推荐我的同事张维迎老师的一篇网文——《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张维迎是1959年出生在陕北的一个农村孩子,一直到他上大学,没有电;衣服是妈妈、奶奶纺织的针线;从来没用过电话;村里唯一看到的一点钢,是镰刀的刀刃上,家庭的铁制品都非常少;更没有内燃机、没有其它一切现代经济的配置。当时中国还没有义务教育制,很多不识字的人口——现代技术要扩散,基本条件也不具备。

因此,1978年不能看作中国的“起飞”已经完成。

从1978年往后的30年,中国的“起飞”是否实现?

如果以2008年来看这个问题,分歧是会很小的。从2008年来看,中国经济已经持续几十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10%以上的高速增长,意味着投资在30%左右(假定资本产出率是3%左右)。这样的高速增长、强大的带动部门,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在城乡之间有了新技术扩散的条件——文化、教育、训练、各地的竞争,都对这个过程起了作用。所以,2008年罗纳德·科斯用他的诺贝尔奖金请了大概50位中国的企业家、地方官员、经济学家到芝加哥开会,庆祝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应该说是飞起来了。因为,次年中国就成为全球经济第二大;再过一年,中国就成为出口第一大;再过两年,中国就成为进出口第一大和工业产能的第一大。

经济飞起后的挑战可能比起飞前还复杂

现在我们转到罗斯托理论的薄弱环节——在我看来,他对起飞后的研究不够。也许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怎么让第三世界实现起飞、实现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最关键一跃,但是对飞起来以后的经济,他无论借用飞行器的模型,还是他对经济增长后面几个阶段的概括,常常显得是一帆风顺的,显得是飞起来以后就会走向成熟,成熟后就会走向高消费、大消费,然后再推进到高品质增长。

中国的经验证明,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经验证明:飞起来以后的挑战,可能比起飞还要严峻,飞起来面临的问题,比起飞以前还要复杂。

我们从2008年——当然是美国金融危机的传染,但是你也可以问,为什么1987年美国这么大的金融危机、道琼斯一天可以掉到500点这种冲击而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感觉?那是因为,中国开始开放、进入国际市场——中国的高速增长跟开放息息相关,但是倒过来,外部的所有波动就会对中国经济构成冲击。

所以,2008年的冲击,2009年我们就是4万亿投资拉动——那是应对冲击的反应。4万亿本身又带来后果、带来大量的过剩产能,需要后边再采取措施。2008年以后,我们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会稳定在中高速,会进入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新常态”。后来证明,不是常态,还是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从2008年以后,后来发生过好多事件:4万亿有4万亿的后果,金融市场、股灾、不同的部门……然后我们再看到,虽然我们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是分布极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一直悬在头上。

难度在什么地方?

难度是:经济已经飞起来了,高速度会带来所有参与者的很高预期,这时候如果速度再发生变化、经济再发生变化,那对整个经济主体的心理、行为的影响,比没有飞起来之前还要严重。

我们新常态没有维持住,然后以为再低一点、5%-6%的增长应该可以稳住吧;然后就是中美贸易战,然后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这些当然都有偶然因素,但加到一起,跟日益进入开放、流动性极高的经济基本状态,是有内在关联的。所以,我们应该着重讨论:起飞以后,经济怎么持续稳定。

起飞以后,经济怎么持续稳定

这方面我看过飞机发明的故事,可能罗斯托都没有很注意,飞机的发明,其实是起飞后的问题大。我们都说莱特兄弟是飞机的发明人,其实莱特之前,很多飞机都飞起来过。

1896年,德国有一个发明家叫李林塔尔,他把滑翔器飞起来过2000次。他最后摔死了——原因是飞机飞起来后不能维持平衡,在不同风向的压力下,飞机失事,他摔断了脊椎,次日死亡。

莱特是听到了这个消息启发他们对飞机发明工作的方向:莱特兄弟是经营自行车的,当时开了一家自行车店。对自行车的熟悉使他们明白,李林塔尔的失败不是飞机能否飞起来,而是飞起来的飞机如何在颠簸中保持稳定、平衡。自行车就是保持稳定的东西,自行车很难稳定,因为它只有两个轮子。他是把飞机看作带翅膀的自行车,然后确定了研发路线——不止是要飞起来,而是飞起来后如何在猛烈的颠簸中保持平衡。

这是飞机发明的故事。这对我们研究经济,会有类比类推的启发性作用。

中国经济现在毫无疑问已经飞起来了,但是飞起来以后面临的挑战,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来自开放经济、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从古典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从大卫·休谟、斯密就开始研究。这两个人都是苏格兰人,苏格兰是落后地区,英格兰是发达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合并以后,里面有紧张关系。英国当时远不如西班牙发达,后来也不如荷兰发达,再后来跟法国较劲。所以,最早一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他是在这个视野当中研究经济问题的,他们都不是狭隘的苏格兰视野,仅仅研究我这块怎么富裕,他是在比较当中、竞争当中看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原来落后的国家一旦跟先进的国家来往,会带来很大的挑战——你是很低的劳动成本,那里是较高的劳动收入,一旦贸易打通,某种程度对劳动力出口,溢价定律就会发生作用。那到底是收入高的阶层掉下来,还是低收入阶层快速地涨上去呢?这里头会引发极其复杂的冲突。直到这次中美贸易冲突,把偶然因素去掉,背后的经济问题,就是穷国富国之间的问题。

其实休谟当年已经觉得,制造业会跑来跑去,它会从工资贵、地价贵的地方向工资低、地价低的地方走。那这个“走”会带来什么影响?资本流动率总是高于劳动流动率,“走”了以后,原来地方的就业呢?原来地方的工作机会呢?

萨缪尔森临去世之前的那篇论文,某种程度就开始修订李嘉图开放自由贸易的方式。他观察到,如果后进国家和先进国家之间都在技术进步,动态技术进步引发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如果一方的变动率快于另一方、持续地快于另一方,(萨缪尔森的结论是)一方就会永久损害另一方。所以,这个逻辑背后,推不出一个非常乐观的可以一直无条件开放自由贸易的政策。

这些问题对起飞以后的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因为我们虽然经济总量可观,但是在最关键的技术、最关键的领域,还落后世界先进水平几十年。如果国际关系、国家之间关系持续紧张,先进技术、先进知识的可得性降低,那这个飞起来的经济要持续地飞,是困难的,何况中间会发生很多猛烈的颠簸。

第二,跟所有以往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起飞不同,中国这个“飞机”的体量极其巨大,是一架超大的“飞机”。它不但超大,而且内部极不平衡——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城乡的收入差(距)、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个已经引发了注意,有很多研究。但是收入差(距)是表面现象,其背后是技术的差别、是產业的差别、是观念的差别、是科学知识的差别——这个差别是深刻的。今天在中国的不同地方,虽然都是中国人,在某些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深入某些领域,你就会发现,中国人跟中国人的看法,有时候比中国人跟外国人之间看法的差距还要巨大。

这个挑战也会影响已经起飞的经济体在空中做所有动作的基调,因为内部有很大的紧张、内部有很大的压力。我们不要光看美国有“锈带”——早年的大英格兰地区的工业,现在已经生锈了;我们也有东北老工业区,也有很多当年先行、很发达现在往下走或者停滞的(地区)。这些问题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你又已经实现起飞,那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第三,要维持平衡同时还要有很大的动力。在地面运动,把速度降缓,就可以平稳,但起飞的经济,你把速度降下来,会有很大的挑战。中国经济既需要有持续强的动力,否则我们那些还落后的尖端部门,是没有力量没有资源往上打的;同时要维持平衡,维持总量之间、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平衡,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挑战。

这些方面的压力和冲力,并不能保证像托罗斯讲的那样,经济完成起飞之后,一定会走向成熟、走向高品质生活,中间还可能会有波折。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这些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争取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中国这架巨型“飞机”、也包括中国以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这些“机群”能够顺利“起飞”,做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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